【周末】梦游者(23)

年7月中旬,德国人都固执地坚持着他们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政策。最初几天里,危机看似很容易得到解决。威廉二世在7月6日告诉弗兰茨·约瑟夫,“情势会因为塞尔维亚的屈服而在一周之内得到缓解……”当时他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曾对战争部长法金汉表示,“紧张时期”或许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个星期”那么长。但即使到了7月的第三个星期,当危机得到轻易解决的希望已经渺茫时,德国的领导人依然坚持固有的政策。7月17日,柏林撒克逊使馆的临时代办得知“可能只会爆发局部战争,因为英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法国和俄国也同样不想被卷入战争”。在7月21日于驻罗马、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进行的圆桌会议上,霍尔维格表示:“我们迫切希望冲突仅限于局部地区,如果任何其他大国不顾同盟的协约强行介入此次冲突,都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如果想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德国人自身就要先采取一切手段避免战备的升级行为。一方面是出于这个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让德皇在霍尔维格的建议下对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巡视期间不至于被打扰。出于同样的考虑,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们也被建议与德皇同行,或去休假。总参谋部部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海军大臣冯·蒂尔皮茨和海军上将雨果·冯·波尔都已经休假了,军需官瓦德西将军则在其梅克伦堡的岳父家里休假,战争部长法金汉正外出进行例行的巡视,此后也将开始休假。

让这么多关键将领离岗,实际是一个错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已经对危机有所警觉,但对德国的军力很有信心。在他们看来,除非奥匈帝国直接对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行动,否则紧张局势不会进一步升级。另外,德国人绝非像某些言论所说的那样,是在佯装涣散,实则暗自四处备战。当时的内部备忘录和书信都表明,德国的领导人和军方都认为是可以将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的。德国高级军官并没有召开会谈,而且赫尔穆特·冯·毛奇直到7月25日才从波西米亚休假归来。7月13日,他曾写信给德国驻奥匈帝国外交官,表示奥匈帝国将被默许“击败塞尔维亚并立刻让局势回归稳定,并与其形成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同盟,就像普鲁士在1866年对奥匈帝国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仍然相信奥匈帝国有能力在不引起俄国干预的情况下,对塞尔维亚发起攻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军事情报网的涣散。负责情报和反间工作的总参谋部Ⅲb部门的主管沃尔特·尼古拉上校,当时正在哈尔茨山区与家人度假,且并未被军方召回。在波茨坦会议后,东部边境情报搜集工作负责人的职位依然没有落实,且完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仅在7月16日才有相关部门的人意识到,或许“在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政治局面之下,很有必要更加密切关注俄国的动作”,但即便如此,德国依然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举动”。在一些与俄国领土毗邻的地区,当地的情报官员被允许继续休假到7月25日,例如毛奇。

为了不干扰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政策,贝特曼和德国外交部反复多次敦促奥地利人有所行动,但维也纳的政客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遵从德国人的意思。腐朽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之下的这个烦琐的政治机器已经很难迅速果断地做出决策了。早在7月11日,霍尔维格就已经开始担心奥匈帝国的举棋不定会让情势有变。他在一份日记中记载库尔特·里茨勒这样总结问题:“显然(奥地利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进行军事动员。康拉德曾说需要16天。这是很危险的。立刻做出反应并向协约国示好——只有这样,紧张局势才能被及时止住。”等到7月17日,德国驻维也纳使馆的秘书施托尔贝格告知霍尔维格,贝希托尔德和蒂萨之间仍在进行“磋商”。为了尽量加快速度,同时减少国际社会的负面情绪,贝希托尔德才把最后通牒的回复期限设为在48小时之内。出于同样的原因,贾高也要求奥地利人将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日期从29日提前到28日。

如果奥地利人的这些相应的政策日程改变不利于将局势控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那为什么德国人又要这么坚持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一直相信是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例如俄国军备计划的不完整性,抑制了武装干预的扩大。法国政府的态度很难捉摸,更何况法国总统、总理和外交部政治部门长官在7月第4个星期的时候都在俄国或在海上。但从安贝尔针对法国军备工作的报告中,德国政府更深信协约国不会掺和到战争当中。

德国高层略带怀疑地看了安贝尔的报告,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更多的是通过其中的激烈言辞对陆军部部长梅西米和其部下进行政治攻击。德国的军事专家很快就指出,法国的小口径火炮实际上比德国的武器杀伤力更大。鉴于法军将战术从防守变成了更多的积极进攻,其看似荒废的边境守备线实际上成为转移视线的把戏。不管怎么说,在毛奇受到安贝尔的启发所写下的秘密备忘录里,他指出法军在东部边境的军事准备确实不足,特别是在重炮、迫击炮和防爆弹药储存方面。最起码,安贝尔的报告指出法国政府,特别是法国的军事指挥,不会让法俄同盟为了塞尔维亚而卷入战争;俄国也一样不会轻举妄动。

对德国来说,另一个必须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原因是缺少其他选择。德国不可能放弃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结盟关系,这不仅是出于声誉和政治权利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德国的政策决策者们打心眼里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裁决。如果目前军事实力的均衡转变成了对德国不利的局势,德国为此失去奥匈帝国这个唯一的大国盟友,情况就太糟糕了。由于意大利太不可靠,德国领导者已经不再将它视作可以信赖的盟友。由于意大利的摇摆不定,格雷所青睐的通过4个外围大国调解争端的计划也变得不太可行了:如果意大利由于其地利巴尔干政策,而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协约国站在一起,那么对奥匈帝国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德国愿意向维也纳政府转达英国的建议,但在霍尔维格看来,德国只应该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而非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进行多边干预。

对霍尔维格来说,比局部冲突的策略或其他选择更好的发展方向是,俄国决定不顾一切地为了塞尔维亚而悍然发动战争,让局势超出德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让俄国和协约国同盟被戴上入侵者的帽子,成为整个欧洲的敌人。从外交部秘书长贾高于7月12日写给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的信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路:

我们需要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能否达成这一目的,首先要看俄国和协约国的各国有何动作。我们不会有计划地发起战争,但如果战争最终还是开始了,我们也不会退缩。

我们再一次可以从危机中诸多“主角”的推论中洞悉事情的发展趋向:认为自己受到外部的不可抗拒力,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将决定战与和的责任坚定地放在对手肩膀上。

通过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支持和他们对将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的信心,德国领导人的种种决策实际上也让危机局势进一步恶化了。而从他们对1914年夏天的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并不能表现出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即将这场危机作为将邻国卷入一场有预谋的战争的机会。相反,齐默尔曼、贾高和霍尔维格均在努力放慢灾难发展的步伐。直到7月13日,齐默尔曼仍然相信不会出现“整个欧洲范围的冲突”。到了7月26日,外交部的高官们还认为法国和英国都不会卷入任何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当中。德国的领导人显然完全没有成为局面的主导者,倒是在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在危机发展过程中占到决定性意义的几天里,贾高给其他人的印象是“焦虑、犹豫不决、胆怯”以及“无法胜任他的职责”,霍尔维格则向提尔皮茨提到了“溺水之人”的典故。

在炎热的7月里,德皇乘船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附近巡游。在波罗的海进行这样一趟固定的行程,早已成为威廉二世在夏天的固定安排。这让他有机会从烦琐而让人焦虑的政府工作当中获得短暂的休憩与解脱。在这艘皇家游轮“霍亨索伦”号上,围绕在人们的赞颂声当中,德皇总能感受到巨大的自我满足感。在基尔赛艇会期间度过了几天时光之后,威廉二世一行前往挪威的沿海小镇巴尔霍姆,并在那里一直待到7月25日。在7月14日,他正是从这个地方对弗兰茨·约瑟夫向德国的求助做出回复的。信中重申了他曾做出的支持奥匈帝国的承诺,并谴责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对奥匈帝国的威胁,但并没有提到因此就要发动战争。威廉二世表示,虽然他必须“继续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持观望的态度”,但在他看来,对抗反君主制制度主义者是“每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并值得为此“使用大国的一切必要的手段”。而信的其他内容则完全关注于巴尔干地区局势以及如何遏制“在俄国驱策之下的巴尔干同盟”的出现。信的最后,德皇还对奥匈帝国皇帝的丧子之痛致以深切的慰问。

从德皇对于这些国务文件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就像柏林的其他高官一样,他不想听维也纳政府的唠叨。他主要关心的在于,如果这样拖延下去,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给奥匈帝国所带来的国际上一致认可的正义性将不复存在,奥匈帝国也可能最终失去追责的决心。在7月15日左右,他欣喜地得知一个“积极的决策”正在酝酿当中。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奥地利的要求被送到贝尔格莱德之前,还会耽搁一段时间。

不管怎么说,在7月19日,威廉二世被外交部秘书长贾高发往霍亨索伦号上的一封电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封电报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内容,但文中提醒道,一份最后通牒被计划于7月23日执行,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有关措施,以保障“万一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皇帝“可以及时做出(军事动员)的决定”,这让威廉二世感受到了隐藏的危机。他立即下令当时正在公海航行的舰队取消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行程,随时准备返航。他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海军此刻也在对军事动员进行评估,而且处在高级的备战状态当中。但霍尔维格和贾高也正确地评估到了,如果干涉英国的军事动员,情况将变得更糟,因此,在7月22日,他们没有接受威廉二世的想法,并要求驻扎在挪威的舰队继续按照既定的计划出发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外交仍然比战略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尽管局势已变得日趋紧张,但威廉二世仍相信危机的波及范围不会进一步扩散了。在看过奥匈帝国发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的副本后,他这样评价:“事情恐怕没有看起来这么严峻吧,这毕竟只是一份言辞激烈的文件罢了。”威廉二世显然已经和他的随行人员一样,认为奥匈帝国最终还是会对塞尔维亚妥协。当海军上将穆勒指出最后通牒意味着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时,德皇甚至决绝地反驳了他。他坚称,塞尔维亚人绝不会冒险与奥匈帝国开战。穆勒这样解释这种现象——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德皇在心理上对战争毫无准备,一旦他意识到真的可能开战,他就会变得畏首畏尾、不愿意承认现实。

威廉二世于7月27日下午回到了波茨坦。第二天一早,他就看到了塞尔维亚5天前回复给维也纳政府的关于最后通牒的内容。他的回答至少可算是出人意料的,他这样写道:“48小时(截止时间)之后的一个完美的结果。这比我们所预期的情况都要复杂得多!但这确实让战争成为不可能。”而在了解到奥匈帝国已经发布了局部军事动员的命令后,威廉二世表示十分震惊:“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决策的。”当天上午10点,德皇匆匆地给贾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示,既然塞尔维亚已经“完全放下了姿态,委曲求全”,“没有任何理由再为这个问题发动战争了”。他还写道,奥地利人此时不应该直接向塞尔维亚宣战,而应该考虑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市区,以确保塞尔维亚确实能够履行承诺。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命令贾高通知奥匈帝国政府,德皇希望“战争不要爆发”,而且准备“就维护和平的问题与奥地利进行磋商”。“我将尽一己之力促成此事,同时也将照顾奥匈帝国朋友的民族荣誉感。”此外,他还写信给毛奇,表示如果塞尔维亚按照对奥匈帝国的承诺履行了各项措施,那么就不存在开战的必要了。据国防大臣的回忆,在那一天里,德皇还进行了一场“让人迷惑不解的演讲,从中人们感到他不想让战争爆发,并且下决心即便可能让奥匈帝国陷入尴尬的境地,也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

在历史学家看来,德皇的这些突如其来的谨慎,恰恰表现出他当时的情绪已经开始不受控制。早在德皇于7月6日与古斯塔夫·克虏伯在基尔会见时,他曾再三告诉这位企业家:“这一次,我不会退缩。”而在克虏伯看来,德皇这样说只是在故作强势。正如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所说的:“当距离危险的情况很远的时候,威廉二世充满着满腔的愤怒与士气;但一旦他发现战争的威胁近在眼前,他反而变得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而到了7月28日,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利赫诺夫斯基最近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中,他报告称爱德华·格雷表示塞尔维亚所表现出来的良好姿态“远远超出他的设想”,并提醒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奥匈帝国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了。威廉二世一直以来很看重英国政府的观点,因此他也一定认真听取了这些提醒。但在某些方面,威廉二世在7月28日的笔记倒是与以往他的失态表现大相径庭:与维也纳和柏林政府的那些将最后通牒单纯视为一个开战借口的人不同,德皇将之视为在危急关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外交文件,为此他还在坚持以政治手段解决目前在巴尔干地区的问题。

德国的决策者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最高领导人在主权问题方面存在分歧,但这分歧很快又消失了。德皇于7月28日写给贾高的信并没有起到作用。如果威廉二世曾经关注过自己命令的落实情况以及大国政策的发展状况,那么他的这封信则可能改变危机发展的轨道,甚至是世界历史。但他对维也纳政府的所想所为充耳不闻,而与此同时维也纳政府已经急切地准备向塞尔维亚发起攻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此前危机发展的最关键的几周里他一直在外,他已经对柏林政府的政策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了解。他写给贾高的信件完全没有改变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态度。霍尔维格也没有及时将威廉二世的意见转达给奥匈帝国,也就导致奥匈帝国并没有推迟的7月28日宣传日期。而在德皇给写信贾高仅15分钟后,霍尔维格也给契尔什基发了一封紧急电报,提到了威廉二世的一些观点与诉求,但省略了关于对战争的态度等重要内容。相反,霍尔维格还在电文的一开始写道,德国必须“避免给奥匈帝国留下德国想劝阻他们的印象”。

我们很难搞清楚霍尔维格为什么要这样做。该文件并没有体现出对这种观点的支持——他的外交思想已经演变成防御战的政策了。很可能是他只是已经承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与维也纳政府合作,防止俄国对奥匈帝国的种种举动做出过激的反应。7月28日晚上,霍尔维格说服德皇给尼古拉斯二世发出一封电报,向他保证德国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促成维也纳与圣彼得堡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就在24小时之前,他还认为这样的举动是欠考虑的。后来所发生的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写给“尼基”的信了,告诉他不要把“威利”只当做调解人。霍尔维格所期望的是在局部地区爆发冲突,而不是避免冲突,而他也在致力于化解上层对他在政策制定上所造成的影响。

从7月25日开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现出,俄国已经开始进行军事部署了。柯尼斯堡的情报官员报告称,截获了一批在法俄之间传输的“超乎寻常的冗长的”加密情报。7月26日(周日)早上,驻俄皇官邸的德国军事代表彻留斯(Chelius)中将报告称,俄国当局似乎已经开始运作“针对奥匈帝国的一切反制措施”。为了获得俄国的更多相关军事情报,情报局IIIb部门的尼古拉上将提前结束了休假返回柏林,同时发布命令称“特别的旅行者”将被调动起来。这些人其实是以游客或商人的身份进入俄国和法国境内,进行秘密间谍行动,并如同尼古拉上将所说的,“不论法国还是俄国在备战”,都要由他们进行密切监视。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经常往返于较近的国家与德国之间,传递情报,例如赫诺蒙特先生就曾在三天内两次前往华沙,并且一度因为国界的关闭而被困在俄属波兰境内。另一部分人则被派往更远的地方,将情报通过加密的电文传输回德国。当时的局面看起来还无须太过着急——情报部的官员于7月25日告知这些“旅行者”,紧张的局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如果局势得到缓和,这些“旅行者”也将真的被安排回家休假。

“特别的旅行者”和在东部边境驻扎的其他情报人员很快开始对俄国的军事准备情况进行侦查。从柯尼斯堡发来报告称,有空的货运列车向东部行驶,科夫诺地区的俄军兵力集结也值得警惕。7月26日晚上10点,德军间谍温特斯基从德维纳伊发来电报称,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备战。在整个27~28日,持续不断的情报由“特别的旅行者”和情报人员发送给德军总参谋部新成立的“情报评估委员会”。7月28日下午,委员会将所取得的所有最新消息总结如下:

俄国显然已经开始了局部军事动员,但准确规模尚不能确定。已经可以确定敖德萨和基辅两个军区已经被调动起来;莫斯科军区的动作还未确认;华沙军区尚待单独的评估报告结果;在德维纳伊等其他军区,动员令尚未下达。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俄国在德国边境地区驻扎的一些边防军队一定也在备战。或许关于其“站前准备期”的声明,是面向整个帝国的。随处可见的前线士兵都已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了。

在情况如此恶化之下,德国的外交又因为7月29日更多关于局部动员的确认消息而陷入恐慌:出于对伦敦的意见和俄国军备情况的担忧,霍尔维格突然改变了他的策略。在7月28日辜负了威廉二世的和平期望之后,他现在又希望向契尔什基转达德皇曾经劝奥匈帝国和谈的意愿。但由于俄国的军事准备工作进行得过于迅速,德国几乎被打乱了阵脚,也无法再顾及这些和谈的事宜了。

在7月30日俄国军事动员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对此做出军事上的回击,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两天前,战争部长法金汉在经过与霍尔维格的一番理论之后,已经成功地将在外参加训练的部队调回了他们的驻地。这个时候,早起的准备工作——在西部地区储备粮草,在铁路沿线加强驻军力量——还在秘密进行当中,因此也就能与德国表面上的外交手段共同应对紧张局势的发展。但这些内容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时,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德国是否要采取军事动员、何时采取军事动员,成为柏林政府在战前最后几天争论的核心问题。

在7月29日,也就是俄国开始局部军事动员的那天进行的一场会议上,德军高层之间仍对此存在分歧:法金汉认为应当宣布,当前已经进入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而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目前种种措施只是为了确保交通运输网的安全。德皇则似乎始终在这两种意见之间举棋不定。柏林政府就如同圣彼得堡政府一样,君主仍然在政策的最终确立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威廉二世当天早上收到沙皇发来的电报,其中关于威胁“(俄国的)极端措施将把局势引向战争”的观点,一度让他同意国防大臣的意见。但在霍尔维格施压之下,他又改变了想法,认为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到来。法尔肯海对这种结论表示失望,但在日记中他写道,他能理解德皇这么说的动机,“因为人们对维护和平的信念,或者至少是期望,能驱散所谓‘战争的威胁’的影响”。

7月31日,在经过了又一段时间的踌躇之后,驻莫斯科的波达尔斯大使发来消息称俄国已经下令从前一天晚上的午夜开始进行全军总动员。德皇这次在电话中宣布了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法金汉在7月31日下午1点向军队转达了德皇的口谕。现在俄国是主动出兵的一方了,这对德国的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历来很担心被国内舆论抨击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的领袖们,他们在国会选举中占有超过1/3的席位。霍尔维格于7月28日与社会的右翼领袖阿尔伯特·休特古姆(Albert Südekum)举行了会谈,后者承诺社会将不会就政府对俄国进行的还击做出批评(社会内本身也有着很强的反俄情绪)。7月30日,首相告诉他的幕僚们无须担心,一旦战争爆发,国家内部不会出现政党的内讧。

鉴于目前俄方的动作,威廉二世也无法再拒不承认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但有趣的是,根据巴伐利亚军事代表冯·魏宁格的记录,这些即将开战的论调是法金汉“从他嘴里硬生生掏出来的”。到了下午,德皇又恢复了平静,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告诉自己,自己是在外界情形逼迫的情况下才做出这些决定的。对于几乎所有的“七月危机”的参与者而言,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在法金汉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威廉二世将当前的紧张局势全部归结为是俄国的单方面原因造成的。“他的神情和语言,”法金汉在日记中写道:“不愧为一名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不愧为普鲁士的国王。”这是身在前线的士兵的让人惊愕的言论:他们声讨君主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观念。就这样,当俄国拒绝停止军事动员令时,德国于1914年8月1日向俄国正式宣战。

在7月的最后几天里,德皇的注意力也一直放在英国政府身上。部分是因为,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他也把英国视作欧洲大陆局势的重要支点之一,同时认为英国有能力阻止一场欧陆战争。威廉二世一方面高估了英国在大陆政策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和平政策对英国领导层(特别是格雷)所产生的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观原因有很大影响——威廉二世一直以来都在费尽心思寻求与英国的共识,但只在某些时候能得到认同。对于他来说,英国代表着一切贵族式的生活状态——最好的武器装备、充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海军部队、财富与成熟的特质。他欣赏这种世俗的、些许贵族式的(至少与他的来访中所遇到的人相比是这样的)、泰然自若的举止,却很难进行效仿。那里也是他已故的祖母的故乡,威廉二世后来回忆道,她老人家绝不会允许尼基和乔治这样联合起来欺负他。他所嫉妒而憎恶的哥哥——爱德华七世——成功提升了英国的国际水平(而威廉二世并没能在德国身上做到这一点)。而且英国也是他那已去世了30年的母亲的出生地,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每当威廉二世试图去理解英国的政策时,以上种种复杂的情绪总会萦绕于他的脑海,影响他的思绪。

德皇于7月28日收到来自身为普鲁士皇储的弟弟的来信,告知他乔治五世不希望英国被卷入战争当中。在7月26日早上,亨利就从考斯赶回白金汉宫,去向英国国王道别,之后返回德国。两人也有简短的交谈,亨利后来表示,乔治五世对他这样说道:“我们要尽可能地置身事外,并保持中立。”皇储于7月28日在基尔港刚一登陆,这些内容就通过电报发给了德皇。威廉二世将这个内容视为是英国对中立的官方正式表态。而当提尔皮茨对于他的这些理解表示质疑时,威廉二世以一种想当然的口气说道:“我得到了一位国王的承诺,对我来说这就足够说明一切了。”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英国国王究竟有没有说过那些话。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与此相关的记载,那上面只是这样简单地写道:“普鲁士的亨利今天早上来见我;之后他就返回了德国。”但另一个可能出自爱德华·格雷的对此次会见的相关记录,提供了更多细节内容。根据那上面的记载,当亨利寻味乔治五世,英国将在欧洲爆发战争之后做出何种举动时,这位英国国王是这样回答的:

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跟任何人都没有冲突,我希望我们能保持中立。但如果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时法国加入俄国一方,那么恐怕我们也将被卷入其中。但你放心,我个人和英国政府都将尽我们所能地去避免一场欧洲的战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亨利的报告中或许偷换了概念,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份记录的准确性,也可能乔治五世的真实意思是介于这两种说法之间的。但不管怎么说,亨利的电报足够让德皇确信英国不会参战了,而德皇自己也因为英国政府,特别是格雷的退缩,而感到宽慰。

也正因此,7月30日早上格雷和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之间的谈话让威廉二世感到震惊,在这次谈话中,格雷警告称英国只有冲突被限制在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俄国之间时,才会保持中立,而如果德国和法国也参与了进来,英国就将加入协约国的一方。大使的报告随即让德皇愤然写下了如下的手记:英国人就像“无赖”和“奸商”一样,想让德国置奥匈帝国“于生死攸关的境地而不顾”,谁也不能以自己的靠山来威胁德国。当第二天俄国全军总动员的消息传来时,威廉二世的思绪再次转向了英国政府。将俄国的军事动作与格雷此前的警告结合在一起之后,俄国的军事总动员向威廉二世“证明”了英国打算以不断升级的冲突规模作为“借口”,从而“让所有的欧洲国家按照英国的意思,与我们为敌”!

之后,8月1日(星期六)下午5点刚过一会儿,一个更为轰动的新闻来了。就在德国政府签署了全军总动员的命令之后不久,利赫诺夫斯基从伦敦发来电报,报告了当天上午与英国外交部秘书长的会议内容。似乎格雷表示,如果德国不进攻法国,英国不仅会保持中立,还能担保让法国也在这场大战之中按兵不动。电文内容如下:

爱德华·格雷爵士刚才让蒂雷尔爵士传话给说,说他希望在今天的部长级理事会结束后,向我做出一份声明(利赫诺夫斯基于早11点14分发出),从而有助于避免这场战争灾难的发生。蒂雷尔爵士认为,这似乎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攻击法国的话,英国就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按兵不动。今天下午我应该就能得到更多有关的细节。爱德华·格雷爵士刚刚又给我打电话询问,我是否能保证,如果法国在德国与俄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我们就不会攻击法国。我想他承诺我可以做出这样的保证,而他也表示将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谈到这些问题。附注:蒂雷尔爵士恳求我通过我的权力来阻止我们的部队攻击法国边境。一切都靠这个了。他说,有一次,德国的部队已经穿越了前线,而法国的部队则撤退了。

德国的决策者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条件感到意外,并赶忙开始着手就此做出积极的回应。但当天晚上8点左右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打断了这一切:“承接我上一封电报,蒂雷尔爵士刚刚跟我见了面,并告诉我爱德华·格雷爵士希望今天下午就提议英国保持中立,即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交战也无所谓。我将在3点30分见到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后还将即时汇报进一步的情况。”

从伦敦发来的消息引发了德皇与总参谋长之间的激烈争辩。德国的军事动员已经箭在弦上,这也意味着施里芬计划已经开始执行了。在接到了利赫诺夫斯基的第一封电报后,威廉二世打算,即便军事动员令无法立刻终止,他也愿意停止对法国的一切军事行动,以换来英国和法国的中立。在霍尔维格、提尔皮茨和贾高的支持下,他命令在从伦敦发来进一步能说明英国的真实意向的消息之前,停止一切的部队行进进程。而在威廉二世和霍尔维格希望抓住机会避免来自西面的战火的同时,毛奇则认为全军总动员一旦下令了,就不能停下。“这引发了一个极其激烈的争辩,”一个当时也在场的人回忆道:“毛奇当时非常激动,他的嘴唇在颤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德皇和首相以及所有其他人对他的劝说都显得徒劳无功。”毛奇认为,将德国的后方毫无戒备地暴露在法国的军事威慑范围之内,无异于自杀;况且第一巡逻队已经进入了卢森堡地区,同时第16师也从特里尔出发紧跟其后。威廉二世对此不为所动。他已向特里尔发布了命令,要求第16师在卢森堡边境外停止进军。当毛奇恳求皇帝不要停止对卢森堡的占领,因为这关系到德国对其铁路的控制权时,威廉二世反驳道:“那就用其他的铁路线!”争辩陷入了僵局。在这个过程中,毛奇变得几近歇斯底里。这名总参谋长私下里曾几乎带着哭腔对法金汉表示:“他已经完全崩溃了,因为德皇的这个决定表现出他还对和平抱有幻想。”

即便在后面一封电报发来后,毛奇仍在继续坚持动员计划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法国的立场而临时改变,但威廉二世不听了:“如果是你那有着优秀军事才能的叔叔,他一定不会有这样与我相抗衡的态度。只要我做出了命令,那就必须是合理的。”之后威廉二世下令拿瓶香槟来,毛奇彻底震怒了,后来他告诉妻子,他完全做好了准备去与敌人作战,但不能是在有着“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情况下。毛奇的妻子甚至表示,这次争辩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这位总参谋部部长患上了轻度中风。

就在威廉二世开始拿着香槟把酒言欢时,霍尔维格和贾高仍在起草针对从伦敦发来的第一封电报所做的回复。他们写道:“如果英国能全权担保法国确实能在德国与俄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德国就会接受英国的提议。德国的进军仍会继续,但部队将等到8月3日下午7点才会穿过法国国境,为的就是等待最终的协定落实。德皇又在自己单独发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电报里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表示他很乐意接受“在大不列颠保障之下的法国的中立”,并且表示不会让法国感到“紧张”。“即将穿过法国国境的前线德国部队已经接到了电报和电话传去的命令,停下了进军的步伐。”贾高也发了一封电报给利赫诺夫斯基,请他代为向格雷的提议致谢。

不久之后,一封来自利赫诺夫斯基的新报告发来了。期待已久的与格雷于下午3点半进行的会见如期召开,但让德国大使惊讶的是,格雷没有提出关于英国和法国保持中立的提议,而且他似乎也从未在内阁会议上提过这类事情。相反,他暗示德国和法国可能只是在“一场俄国所发动的战争当中,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去攻击对方”,而德国的所作所为则可能引发英国的干预。格雷特别警告称:“想让英国对于(法国或德国)任意一方对中立国比利时所做的暴力行为做出容忍,都是不可能的。”利赫诺夫斯基对此问了一个问题,引起在座的外交部官员一片哗然:如果德国同意其军队不进入比利时的境内,格雷是否也能承诺英国继续维持中立的态度?奇怪的是,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格雷显得有些失措:他表示,由于英国有做出任何选择的自由,他也不能给出这样的承诺。换句话说,格雷看来是在背离他此前的提议。同时他透露——或许是在不经意间的——他在做出自己的提议之前,并没有征询过法国政府的意见。在报告这次混乱的谈话时,利赫诺夫斯基表示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打算做出任何会让自己束手束脚的承诺,而格雷还将对法国和德国之间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他的这封电报在当晚早些时候到达了柏林,引发了巨大骚动,让德国政府无言以对。

然而与此同时,德皇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关于他很乐意接受英国提出的法国保持中立的提议的电报也到达了英国,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没人比格雷显得更加惊慌失措,这位外交部秘书长即刻就被召至白金汉宫,被要求对此做出解释,同时起草一份回复。晚上9点左右,他用铅笔写下了这封后来成为乔治五世写给威廉二世的回复电报的文字:

在利赫诺夫斯基皇储和爱德华·格雷爵士今天下午讨论关于如何在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达成和解,进而防止德国与法国之间爆发冲突的事情时,这过程中一定有些误会。爱德华·格雷爵士将于明天一早安排一次与利赫诺夫斯基皇储的会见,并阐明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对他所说的话的误解。

而任何其他尚存的歧义都被利赫诺夫斯基后来的电报所消除了,他在乔治国王收到德皇的电报的几乎同一时间收到了贾高发来的关于“接受”英国政府的“提议”的电报。利赫诺夫斯基这次的电报中清楚地写道:“由于英国政府没有过任何提议,您的电报没有起到作用。因此他们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但这时候柏林已经过了晚上11点。身在总参谋部的毛奇已经差不多可以安心了,虽然他还在为德皇下令停止第16师的进军而伤心。临近午夜时,毛奇被命令回到皇宫去听取最新的调遣。等他到达之后,威廉二世向他展示了后来收到的修正了(真正的)英国的立场的电报,并说道:“现在你想怎样都随你了。”

格雷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在8月1日与利赫诺夫斯基、康邦以及众多同僚的会面并不能被视作促成了战争的爆发。7月29日,格雷曾警告利赫诺夫斯基,如果德国和法国都参与战争,那么英国也将被迫立刻采取行动——正是这个警告激怒了德皇,使他将英国政府称为“无赖”和“奸商”。然而在7月31日,他又告诫英国驻法国大使伯蒂,英国的公众不希望英国参与到一场与自身利益几乎毫不相关的争端当中。或许格雷确实是在利赫诺夫斯基面前表现出了中立的立场——也就是说利赫诺夫斯基自始至终就没有误会他的本意。这样看来,“误会”变成了格雷开脱自己欠妥当行为的借口。又或者他只是因为英国内阁对法国态度的摇摆不定而做出意见的修正。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中立的提议至少会给英国提供一种手段,使德国做出各种保证(比如保证不会先发制人对法国进行攻击)。也可能格雷根本就没有过保持中立的想法,而是鉴于他的自由帝国主义同盟霍尔丹大臣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法来尽量延迟法国和德国开战的时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英国远征部队的训练做准备。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在7月最后一周里的低迷走势也成了他曾一度迟疑不定的原因之一。

不管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之间也对此事尚存争论),很显然,格雷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事态处于危机爆发的边缘。在一场包括法国参与在内的欧陆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提议英国中立,足以让这位外交部秘书长的态度产生巨大的逆转,以至于转向他本来不想发展的那个方向。同时,关于法国和德国应当保持武装对峙的内容也被明确地记载在相关的档案中。在8月1日下午5点25分发给伯蒂的一封电报中,格雷表示他已经让德国大使“停止德国军队的进军,除非法国出兵国境,否则德军也不能越界。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让法国人放心地开始履行自己在联盟中应尽的责任”。但即便是这样的建议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因为它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法国可能会情愿抛弃其与俄国的联盟,而该联盟是普恩加莱及其同僚多年来煞费苦心维护的。这顶多意味着人们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之现实的把握能力非常小。而不久,格雷就被命令成为伯蒂的下属,后者曾激动向这位外交部秘书长发泄自己的不满:

我无法想象当俄国与奥匈帝国开战,并遭到德国攻击时,法国会保持沉默。如果法国真的这样做了,德国将首先进攻俄国,之后如果他们打败了俄国,就将转向法国。法国在法俄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岂不是不言自明?

正如我们所知,格雷的这种政策夭折了;格雷甚至在伯蒂的话传到自己耳朵里之前就自我否定了这一政策。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些日子里,格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常常失眠。他无从了解内阁是否以及什么时候会支持他的倾向于加入战争的政策,同时他也受到来自同僚们的种种压力,包括内阁里的大量鸽派人士的反对,以及保守党里倾向于加入战争的人。

还有一方面的巨大压力来自俄国于7月30日所发出的军事动员令。31日深夜,德国使馆告知英国政府,针对俄国的命令,德国政府已经宣布战争已经一触即发,并通告如果俄国不立刻收回全军总动员的命令,德国也将不得不出兵,而这就将“意味着战争”。这一表态给英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凌晨1点30分,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和格雷的私人秘书威廉·蒂雷尔爵士乘坐出租车赶到白金汉宫告知了国王这一消息,这样英国国王就可以给沙皇发电报,要求他停止俄国的军事动员。阿斯奎斯后来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可怜的国王被从自己的床上拽了起来,当时发生的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再奇特不过了(你们也知道我经历了足够多奇特的事了)——他穿着棕色的睡袍,脸上的痕迹显现出他刚才正在睡“美容觉”——而我当时就这样在一旁说着刚刚得到的消息。他当时的建议是,应该直接以私人的形式处理此事——例如以‘我亲爱的尼基’这种方式为开头来写信,然后在信的最后署名“乔治”。

我们或许应该考虑俄国军事动员的消息在“七月危机”最终爆发前的几天中,对于英国外交部的深刻影响。正如我们所见,格雷和蒂雷尔已经一度开始重新考虑与俄国的关系。随着俄国对波斯和其他帝国外围领土的压力,英国方面曾考虑过抛弃英俄协约,改为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外交姿态,接纳与德国之间的可能的合作。这从未成为英国外交部的政策,但关于俄国军事动员引发了德国反制措施的消息,至少加重了俄国加剧此次危机的罪责。英国的领导人对塞尔维亚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或同情。这是一场东部的战争,与白厅里的政客们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即便是这样,是否也加剧了格雷对巴尔干局势的忧虑呢?

7月29日上午,格雷提醒康邦,法国正放任自己被“卷入一场不属于它自己,而是属于其盟友的战争;法国之所以会加入,完全是出于荣誉感和责任感的驱使”;相反,英国则“不受这种束缚,而将不得不决定政府出于何种利益做出何种应对措施”。“我们所希望的,”格雷补充道:“一直以来都是避免被卷入源于巴尔干问题的战争当中。”两天后,在德国政府宣布战争进入迫在眉睫的阶段之后,格雷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与康邦的观点相反——现在这种状况与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完全不同,当时英国和法国都加入了战争,而“在现在这场危机中,法国正被卷入一场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战争”。康邦对此表示了巨大的失望,并询问如果德国攻击法国,英国政府是否将帮助法国。格雷对此的回应更加尖锐:“最新的消息是俄国已经下令所有的舰队和陆军部队进行总动员。在我看来,这将酝酿一场危机,而且将使德国的军事动员看起来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发起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而发生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对峙,而同时,俄国也将孤军面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攻击。“如果法国没能利用这个机会,”格雷在8月1日下午告诉康邦,“那是因为这个联盟是仅限于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我们对此毫不知情”。在写下这些内容时,格雷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通过收回支持态度或为军事准备而拖延时间,来为事件降温;他正在与三国协约无意识的一项特殊共识斗争。格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对三国协约的内容也有着特别的理解。一个东南欧的争端能引起一场欧陆战争,即便三国同盟的成员里没有任何一个遭受直接的攻击或威胁,但这也把他吓到了。格雷最终还是忠实于他自1912年所遵从的三国同盟政策,但在这段时间里,三国之间发生的种种变故也让我们必须注意“七月危机”所带来的变化,即一个接一个的痛苦抉择不仅让党派之间产生了分歧,也让关键的决策者之间产生了异议。

这些都是保罗·康邦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当他看到奥匈帝国政府写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文件之后,他就明白一场横跨欧洲的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了。虽然他有时候也不能认同普恩加莱在俄国巴尔干政策上的支持态度,但他现在认为法俄同盟在面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矛盾之时,必须共同面对可能出现的威胁。事实上,他于7月25日下午离开伦敦,以便去向代理外长比安弗尼·马坦阐明当前的事态。或许正是因为康邦的影响,代理外长才告诉德国驻法国大使,普恩加莱于7月28日了解到相关消息的时候是极其高兴的。

对于康邦来说,同时也是对于威廉二世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了。“如果英国政府今天真的开始全权参与此次危机事件,或许还有可能挽救和平。”他于7月24日对记者安德烈·热罗这样说道。在7月28日与格雷的一次会议上,康邦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英国真的就这样对欧洲大陆爆发战争的趋势坐视不管,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也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其实这也是又一次地将维护和平的责任转嫁给了别人。在康邦看来,法国与俄国共同举兵征讨奥匈帝国并不是下一步所应做的,但这也将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动武之后自然会出现的状况。这样看来,英国现在确实对维护和平有责任,只有它的强大海军和贸易优势可以防止德国政府及其盟友的介入。多年以来,康邦也一直在告诉英国首相,法国完全依靠英国的支持。

他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里。毕竟,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一场自卫战争,而是一次法国被迫加入的,与俄国共同发起的针对巴尔干地区争端的干预——这也是他自己此前就有所关注的问题。为了不惹来更多麻烦,法国也在竭尽所能地不去招惹德国:7月30日早上,在巴黎召开的部长级理事会决定,法国的掩护部队将在孚日山脉到卢森堡一带部署,而不接近距离前线公里以内的地区。这是为了避免任何与德国巡逻队可能发生的冲突而决定的,同时也是为了向英国政府展示法国政策的和平本质。人们都认为,限制区内的道德效果和宣传价值要优先于军事风险。英国方面立刻通过康邦了解到了这一新的政策。然而事实上,英国政府继续如格雷反复强调的那样,既不表现是法国盟友,也对三国同盟的内容不管不顾。俄国和法国都没有被攻击或受到任何直接的威胁。原本康邦打算向格雷申辩,称法国是“在俄国遭受攻击时不得不进行了援助”,但当时奥匈帝国和德国都没有显现出任何攻击俄国的意向。同样不可能的是,英国企图进行干预的声明会使诸列强在不征求英国意见的前提下,放弃它们已经采取的政策。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深深扎根在英法协约关系里的历史分歧。康邦一直都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和法国一样,将协约视为平衡和限制德国的一种工具。他并不知道,对英国的领导人来说,协约有着更为复杂的目的。除了一般规定的内容之外,协约还是转移大英帝国领土威胁的手段,而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将可能的威胁都转向俄国。康邦之所以失算的一个原因是,他太相信常务副部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建议,爵士对于维护俄法同盟有着极大的意愿。但尼科尔森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英国政府里就没什么发言权了,而且他的观点已经和格雷一派的观点完全脱节了,后者对俄国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并日益热衷于亲德(或者说至少不那么反德)的政策。这是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了那些掌握最佳信息的人们若想猜透其同伴和敌人的动机,是多么困难。

因为英国政府里对约束性协议的反感增强,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又进一步加大了,尤其在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政客中,更多人开始对俄国抱有敌意。因此英法友好协议对于双方来说也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在整个联盟存在的年月里,法国外交部“寻求着友好协议的存在感,并艰难地践行着其中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问题也正是由爱德华·格雷和保罗·康邦的不同政见所引起的。前者对待法国和欧洲时十分小心谨慎、闪烁其词,且彻底忽略了它们,而后者则过度追捧法国,对协约国倾其所能。让康邦取得至高无上的成就的,不是他的政治生涯,而是他一生的爱国行为。

格雷的所作所为也受着限制。他没能在7月27日就干预战争的问题争取到内阁的支持。当他两天之后征求对法国的正式支持的承诺时,再次失败了,只有他的4个幕僚支持他(阿斯奎斯、霍尔丹、丘吉尔和克劳)。在该次会议上,内阁拒绝了这样的观点:英国作为1839年《伦敦条约》(承认比利时为中立国)的签署方,有义务反对德国使用军事力量对该条约进行破坏。内阁里的激进分子们认为,同盟协约不能只由英国执行,而应该是所有签署国共同的责任。内阁决议认为,如果问题扩大,该决定的也将是“一个政策,而非一种义务”。而法国和俄国坚持认为,只有当英国政府清楚地表态将坚定地维护英俄同盟时,才能让德国和奥匈帝国“知难而退”。格雷也受到了来自其同僚的压力:尼科尔森和艾尔·克劳都强烈建议他宣布对同盟的坚定维护。在7月3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了克劳为格雷提供了在内阁中与反对者们据理力争的论据。可能英国确实没有义务去帮助法国,他写道:“但英国对于自己在海峡彼岸的‘朋友’所应有的那份‘良知’是不可否定的。”

确实,我们与法国从未有过书面约定的内容。我们没有协约规定之下的双方义务。但我们之间协约国的关系是存在的,是经过一定发展的,并用来检验我们的处世之良知。如果英国不能在一场争端发生的时候维护它的伙伴,那协约国的名号也就毫无意义了。此事关系荣辱。要想名声不堕,就应奋勇出战。

相反,尼科尔森则更关注比利时以及英国维护比利时中立性的责任。但格雷一派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决策的关键所在已经从外交部转移到了内阁,完全抛弃了格雷一派。

8月1日早上的一次内阁会议后,格雷失望地向康邦转告,内阁反对对此次欧洲危机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康邦对此表示不满,并表示不会将这个消息转告法国政府;他只会告知他们,英国政府并没有达成任何决定。但格雷反驳道,目前这个就是决定。内阁已决定,英国不会为与自己无关的利益问题而派远征军前往欧洲大陆。在失望中,法国大使改变了他的提议。他提醒格雷,根据1912年海军协议,法国已经从北部港口撤军,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安全交付给了英国皇家海军。虽然英法两国并没有因为该协议而正式结盟,他也恳求道:“既然当时是你们建议我们从港口撤军,难道英国政府没有义务帮助我们,至少提供舰队的支援?”格雷对此表示震惊,他承认,如果德国对法国的海岸地区发起进攻,或德国对比利时的中立性视而不见,那么英国的公众舆论或将改变。最重要的是他承诺将向内阁提出关于向法国海岸地区增援的问题。康邦悲伤地结束了这次会见。回到格雷办公室隔壁的大使办公室后,他坐到了尼科尔森旁边,喃喃自语道:“他们打算放弃我们。他们会放弃我们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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